經史辯證，持世救偏——章學誠經史觀新論

作者：張城（中心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

來源：《人文雜志》2021年第11期

摘要：經史關系是中國思惟史的焦點問題，貫穿于周台灣包養秦以來的歷史發展全過程。面對清代中葉經學訓詁學之敏捷興起，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論，以重建經史關系之視角，力圖對周秦以來儒生所持”六經載道之書”的歷史成規進行糾偏，進而為”史”正名，同時給予”經”應有之位置。章學誠之經史觀，焦點即六經皆史之經史觀，周孔之分之圣人觀，即器明道之方式論，學于眾人之知行觀。章學誠看似尊史抑經，實則為尊經條件下納史進經，經史并重。由此，經立基于軌制實踐之史，史則隨時撰述晉陞為經。崇奉基于野史，歷史亦有經訓，歷史晉陞為一種歷史哲學，歷史化為了崇奉。

關鍵詞：章學誠；六經皆史；周孔之分；即器明道；道器合一

引言：思惟史脈絡中之“六經皆史”

 

章學誠思惟影響最為深遠的非“六經皆史”莫屬。就經史之辯證互動關系而言，此論并非章學誠首創，後人早有所觸及與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如年夜儒王陽明曾對經史關系有如下論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年齡》亦經，五經亦史。”【1】明末李贄更有六經皆史之明確論斷：“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為穢史矣，何故垂戒監乎？經而不史，則為說白話矣，何故彰事實乎？……故謂《六經》皆史可也。”【2】二者對經史辯證關系雖有所觸及，但皆點到為止，并未構成系統專門之論述。直至浙東史學殿軍章學誠“六經皆史”專論應時而生，【3】對經史關系作了系統專門之論述，賦予其新內涵。正如周予同所評論：“王通以后，提到‘經’、‘史’關系的，還有南宋陳傅良，明宋濂、王守仁和李贄，但他們說得都較簡單，有的只是偶爾觸及，并未構成一種系統學說。直到章學誠‘六經皆史’，才真正成為一種系統學說，有其‘經世’理論。是以，他的‘六經皆史說’顯然是附有新的涵義的。”【4】

 

但凡在歷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惟學說，并非無緣無故，皆淵源有自。如能重回歷史現場，從思惟史內在的發展脈絡往觀察剖析，即會發現章學誠所提“六經皆史”論并非吠影吠聲，而是有其沉思熟慮。章氏所處之世為乾嘉考據學興盛之時，面對乾嘉經學考證重視字義、名物與軌制的嚴峻挑戰，特別是經顧炎武至戴震的“經學即理學”命題，宣稱六經為載道之書，道畢具于六經，訓詁考證則是識解年夜道的必備工夫。乾包養平台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戴震給段玉裁的信中曾自述道：“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軌制、名物，無由能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船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5】此即乾嘉考據學之焦點觀點，可謂當世之顯學，影響頗年夜。章學誠對此頗為惱火，其“六經皆史”所破所立，所針砭之對象實基于此。“六經皆史”論的主旨即納史進經，經史并重，經世致用。“章學誠與經學家們的最基礎不合不在義理與考據的關系，而在六經的地位：在經學家，道自六經出，非由文字訓詁而不得門徑；在章學誠，六經缺乏以盡道，他試圖在史的范疇中另覓義理的途徑。”【6】欲與此甚囂塵上之乾嘉考據學針鋒相對，章學誠破立并舉，提出“六經皆史”之宏論，自立一套從本體到方式的更為系統徹底之經史理論。對于“六經皆史”論，島田虔次給予高度評價，把它與孔子之仁、孟子之性善……清朝考證學“實事求是”相提并論，稱其為“中國學術史上最有名的口號之一。”【7】余英時對此亦非常重視，視之為清代學術史上的衝破性創見。【8】章學誠“六經皆史”論，贊譽之聲雖然不少，但亦有人將其視為“季世之音”，認為“六經皆史”論決心把“經”下降為“史”，無形之中逐漸崩潰了人們把“經”視為常道的精力崇奉。【9】無論對章學誠“六經皆史”是贊譽，抑或批評，的確在章學誠所處之世，經學逐漸走向式微，我們只要重返歷史現場，回到思惟史發展脈絡之中，才幹進進章學誠的思惟世界，真正懂得“六經皆史”論之要義精華。

 

一、“六經皆史”：章學誠之經史觀

 

“六經皆史”乃章學誠經史關系論之基礎理論。“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尚書》與《年齡》也。……若六藝本書，便是諸史本源，豈可離哉!”【10】若想對章學誠之經史觀作周全準確之懂得掌握，則須對經史概念先釋其義。而在章學誠的思惟脈絡中，何為經，何又為史？

 

許慎《說文解字》言：“經，織也”。即指從絲為經，衡絲為緯，凡織，經靜而緯動。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作了訓解演繹：“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六合之常經。”經者，常也。即訓常道，指常行之義理、準則。而在三代之后，擬經、僭經之事屢出不窮，章學誠可謂切齒痛恨，力圖針砭時弊為經正名，對何為經章氏做了獨特訓解：“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為尊稱，義取經綸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11】經非尊稱，其興起并非要尊經顯經，乃勢之不得否則。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憂道之不傳，乃取周公典章，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次序遞次編為六藝，與眾徒相與而聲名之，但夫子之時六藝亦不稱經。在章學誠看來，為何尊經，一方面因傳之興而始有經，“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包養女人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于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12】一方面因諸子之興而尊經。官師政教分離，諸子處士橫議，私人之言脫離典章政教紛但是起，“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六經之名起于孔門門生亦明矣。”【13】“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14】經之名初始之義既非尊稱，那在章氏看來，何為經之本義？“‘《易》曰：云雷屯，正人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13可見，“綱紀世宙”乃為章學誠所言之經綸本義，其引申之意則為治國理政。顯然，這般定義經，與“夫六經，皆先王得包養網心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于空言”【15】一脈相承，六經非圣人之憑空撰述乃是典章政教，六經之跡可依可循，重實踐而輕空言。

 

章學誠曾言：“蓋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進于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16】批評韓愈知經而不懂史。對于史學，章學誠抱負極年夜：“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負發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作；截然兩途，不相進也。……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後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17】由此可見，其不屑于與唐代年夜史學家劉知幾相提并論，認為對于史學義例、校讎心法自有獨創，可知其胸中抱負。對當時名噪一時的經學年夜師戴震，章學誠更因其不諳史學卻又盛氣凌人，很是惱火：“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于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凌之。”【18】在章學誠看來，其心目中之史學，非經史子集四部之史部，曾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六合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于六合之間，別為一種不成整理、不成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19】此處所言史學非本日之歷史學，僅指史料耳。他進一個步驟指出：“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20】“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前人所為史學，則未之聞矣。”【21】在他看來，史考、史選、史纂、史評、史例雖都可列于史部，但凡是所謂經史子集之史部，卻并非其幻想之史學。章學誠所言之史，非后人所謂之史料，而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佈景下闡釋先王之道的“撰述”，即為“周代仕宦所掌守的實際的政制典章教化施為的歷史記錄。”【22】他所重視的乃是政典所具之教化效能，而非現代史學的史料價值。在章學誠心目中，真史學，須具史包養俱樂部德，即“著書者之心術也。”23其實即孔子所謂之微言年夜義。“史之年夜底本乎《年齡》，《年齡》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同心專心。”【24】《年齡》之所以能成為史之年夜本年夜源，即在于其集中包養平台體現了圣人心術，而獨竊取筆削之義，“史之所貴者義也”。【25】而此史學中所內含的筆削之義，并非立基于空言，而是“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26】體現圣人心術之史德，即史家所言之“別識機杼”，唯有這般，方能成一家之言。在《申鄭》篇中，他對宋代史家鄭樵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于前人著作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機杼，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之言也。”【27】不論圣人之心術，抑或史家之別識機杼，其目標都在于經世，“知史學之本于《年齡》，知《年齡》之將以經世……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作也。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年夜于《年齡》，正以符合當時人事耳。后之言著作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缺乏言史學也。”【28】是以，在章學誠心目中，真正能稱之為史學者，必能垂訓古今，必為經世之學，“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學術固期于經世……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萬言而無用。”【29】學問之主旨并非故弄玄虛，空言著作，而是符合人事，經世致用。

 

由此經史之訓解釋義，便對《文史通義》開宗明義之言能深切領會：“六經皆史也。前人不著書，前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30】章學誠認為，六經皆先王政典，其有圣人心術，筆削之義，亦即有事理在。但又“未嘗離事而言理”，是從治國理政實踐中得來之史跡史錄。經非空身教訓，史有筆削之義。在此意義上，經史“正以符合當時人事耳”，【28】經即史，史亦即經。是以，在討論章學誠經史觀時，我們要特別留意一種傾向，即認為“六經皆史”論有尊史抑經之傾向，如侯外廬所言：“‘六經皆史’論，不單是清初反理學的發展，並且更有其進步的意義。他年夜膽地把中國封建社會所崇敬的六經教條，從神圣的寶座拉下來，依據歷史觀點，作為現代的典章軌制的源流演進來處理。”【31】作為浙東史學殿軍的章學誠，重史之位置無須置疑，但他并非疑經之人，并未有抑經之傾向，對孔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32】更推重備至。在暮年《上朱中堂世叔珪書》中，曾言及本身飽受時議的經史觀：“近刻數篇呈誨，題似說經，而文實論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說經，以為有興趣爭衡，此缺乏辨也。……何嘗有爭經學意哉!包養感情且前人之于經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33】與其說章氏的基礎立場為尊史抑經，還不如說是在尊經之條件下納史進經，尊史為經。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目標是要“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34】正如其暮年自辯：“《通義》所爭，但求前人年夜體，初不知有經史門戶之見也。”【33】甜心花園內含其高亢之三代復古幻想，即以史學作為一切經典之根柢。正如內藤湖南所言：章學誠“認為史學并不是單純記錄事實的學問，并對此從最基礎上給以了道理、原則的思慮。雖然他的思慮方法是哲學的，可是在章學誠看來，作為一切學問的最基礎不是哲學而是史學。”【35】讓經學不再懸無基礎，置于空言，而是有其史學之堅實基礎。由此，經之位置加倍鞏固，同時又把史學晉陞到作為經之基礎的堅固位置。“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就其重要方面而言，生怕還不是尚存爭議的尊經、抑經問題，貫穿于包養網比較其間的一個中間思惟，實為復原中國儒學的經世傳統，倡導以史學往經世致用。”【36】是以，經以史為基，史亦有經訓，經非空言虛懸，史非資料堆砌，經即史，史即經。就此而言，經史并sd包養重，經史并治，才是章學誠經史觀之焦點。

 

二、“求端于周孔之分”：章學誠之圣人觀

 

討論章學誠的經史觀，有一繞不過往的議題，即周孔之關系。中國經學史上，普通而言，經今文學宗師孔子，經古文學則祖述周公。章學誠所處之清代中葉，孔子位置明顯高于周公，被歷朝歷代統治者不斷加封。由周孔并稱到以孔孟并稱，看似稱謂之簡單變化，實則道出了儒家境統譜系學中周孔位置之實質變遷。牟宗三曾指出：“唐、宋以前都是周孔并稱。由宋儒開始，才清楚孔子的獨立價值，清楚他在文明發展中有獨特的位置，不克不及簡單地由他往上溯，而作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驥尾。宋儒的貢獻在此。所以由宋儒開始，不再是周孔并稱，而是孔孟并稱。這很分歧，表現這個時代前進了一個步驟，是個轉折的關鍵。”【37】章學誠把從頭檢討周孔關系看得很是之重。“故欲了解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為周、孔。”【38】如要掌握往圣先賢所傳之道，知曉周孔之分至為關鍵，這亦是章學誠經史觀一脈相承的內在邏輯。《禮記·樂記》云：“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章學誠認為，只要德位兼備之圣人才有制作禮樂刑政、典章政教之權責，而被儒生視為高尚神圣之六經亦不過“先王之政典”，“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在他看來，周公即六藝之“作者”，六藝乃周公治國理政之典章，其符合于當時人事，具有經綸為世之效，進而才有立為經之能夠。而孔子僅為六藝之“述者”而非“作者”，“夫子之圣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39】

 

由此看來，章學誠力圖從重建經史關系之視角，還原“六經皆史”論歷史脈絡中的周孔關系，給予各自恰包養一個月價錢當地位，各安其位。起首，章學誠把周孔都尊為圣人，而并非如某些學者所言有居心揚周貶孔之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于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38】周公孔子之圣符節吻合，如出于一人，“夫子之圣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39】特別針對后世儒生罔顧事實不曉真諦，想棄周公而獨尊孔子，“援天與神而為模糊難憑之說……而盛推孔子，過于堯、舜，因之崇生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經綸，缺乏當儒生之坐論矣。”【38】看似尊孔，實則背離孔子尊周公之旨意，亦與儒家重經世之主旨不甚相符。其次，章學誠認為周孔之分至為關鍵，關涉古今學術源流。在他看來，周孔雖都為圣人，但亦“自古圣人，其圣雖同，而其所以為圣不用盡同，時會使然也。”【38】所處時代環境有異，為圣之方必將有別。“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實古今學術之要旨，而後人于此，言議或有未盡也。”【40】周孔之分并非只是簡單的位置之別，而是關涉古今學術之主旨，不成不明。再次，章學誠分別周孔關系之焦點標準在于德與位。《中庸》曰：“故年夜德，必得其位”，“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中庸》第二十八章）章學誠深受儒家德位觀影響，認為有位無德或有德無位皆不克不及制作典章禮樂，其制作之權只能歸于德位皆備之圣人，“自有六合，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皇帝之位，經綸治化，一出于道體之適然。”【38】“大略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41】在他看來，周公乃有德有位之圣人，可集千古群圣之年夜成，“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包養app備，殷因夏監，至于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謂集年夜成也。”【38孔子則有德卻無位，即無制作之權。“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空言不成以教人，所謂‘無征不信’也。”【42】孔夫子之所以“述而不作”，并非自謙，而是對圣王德位一體之觀念有高度自覺。同時，章學誠亦特別聲名，孔子雖無位但亦為圣人，雖不克不及列于集年夜成之域，但孔子之圣非遜于周公，時會使然也。最后，章學誠指出周孔分別之歷史功績與位置。周孔為何有這般之分，其因如上所言即“時會使然”，關鍵在于三代以上君師治教合一，三代以降君師分而治教不克不及合于一。由此君師治教之包養網比較分，而有周孔之別，“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否則，而非圣人異于後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并祀周、孔，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蓋言制作之為圣，而立教之為師。”【43】由此，從經世之經史觀出發，章學誠認為周公重于孔子，“集年夜成者，周公所獨也。”【43】(但又迫于當時環境，特強調乃出于天)周公集群圣之年夜成，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正若有學者所言：“章氏置周公的成績于孔子之上，此點不只與絕年夜多數儒者年夜異其趣，並且與清初君主的評價亦不符。……但不成否認的，章氏的評估標準卻是取自‘時代精力’(Zeitgtist)‘理’與‘勢’的合一。”【44】孔子立教之極亦本于周公之年夜成，不克不及出其范圍。但君師既分，又不克不及盡行周公之道法典章而只能明其教。“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43】用治統、立教分別周孔，顯示了章學誠圣人觀的匠心獨包養合約運之處，事功制作當為首，制作才幹為圣，立教只能為師。后世新儒家牟宗三亦用政教之分以別周孔之位置：“到了孔子，開始政教分離；假定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主，就是以政治事業為主，以業績為主。孔子并沒有作天子，沒有稱王，有其德而無其位。所以我們可以籠統地說，到了孔子，是政教分離；孔子的位置是‘教’的位置包養俱樂部，不是‘政’的位置。所以孔子自己含一傳統。”【45】雖同樣討論政教關系，但作為新儒家代表的牟宗三宗師孔子，其力圖舉高孔子位置之意圖甚為明顯。而章學誠并非儒門中人，并且對當世儒生并無太多好感，對孔子雖甚為尊敬但亦說不上宗師孔子，則其目標在于凸顯周公之位置。同時，章學誠雖認為孔子之學盡為周公之道，但“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至于無可復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于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43】在章學誠看來，雖不克不及有興趣拔高孔子，但亦不克不及矮化圣人。而后世儒生欲尊孔子，私立其為儒者宗師，卻不了解反而矮化了孔子，“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性之極，豈有興趣于立儒道之極也？……人性所當為者，廣矣，年夜矣。”【42】孔子立教乃是立普世之人性，而非僅立儒家一派之道。與此同時，章學誠認為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如沒有三代之后官師政教分離，則私言不會出于世。孔子乃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以垂教于萬世，此實為孔子之不得已。“夫子生于東周，有德無位，懼先圣國法積道備，至于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于淪掉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掉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46】而后世之儒非處衰周之世，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以為孔子之本志，誤欲師孔子sd包養而法六經以垂后，豈有不得已者乎？“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讬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猶且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竊王章之罪也，可失慎歟！”【47】是以，章學誠特別鄭重提示后世儒生：“故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48】孔子之所學，乃是倡周公之道，存其治化之跡，以明其教，而非空言著作離其主旨。

 

三、“即器而明道”：章學誠之方式論

 

為與一時甚囂塵上的乾嘉考據學相對抗，章學誠發後人之未言，立基于“六經皆史”論，力圖構建一套完全系統的從本體到方式之經史觀，對考據訓詁學進行徹底清理。前述的經史觀、圣人論屬于本體論視域，這里從方式論視角作進一個步驟檢討。“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49】針對儒生根深蒂固的六經乃載道之書的理論偏見，章學誠“六經皆史”要旨即為道正名，何為道，何故求道，又何故明道。

 

《原道》卷首，章學誠即開宗明義，“道之年夜原出于天”，接著講“《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50】認為道乃先于人而存在，進而從歷史哲學視角，由“六合生人斯有道”始，一個步驟步實證“有道而未形”“道形而未著”“部別班分而道著”，而后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起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最后云：“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天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50】在章學誠看來，道即為社會發展自己蘊含的歷史規律與必定趨勢，與任何圣人有興趣為之的主觀創造無關。“圣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為葛，冷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50】圣人非憑空做作，皆沿襲道之客觀運行規律而制作。是以，章學誠總結道：“孰為近道？曰：不知其但是然，即道也。……故不知其但是然，一陰一陽之跡也。”【50】故道即不知其但是然矣。

 

章學誠平生以求道明道為志業，時常感嘆：“嗟乎!道之不明久矣。”【51】后世之人不曉六經非載道之書，而僅為載道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49】“六經皆器”作為“六經皆史”經史觀之主要支撐，躍然紙上。對若何才幹求道，章學誠進一個步驟提出圣人與眾人的概念：“道無所為而天然，圣人有所見而不得否則也。圣人有所見，故不得否則；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但是然。孰為近道？曰：不知其但是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成見也。”【50】圣人作為體道者，有不得否則而須求其所以然。但道無形而不成見，若何道方可求？如老子所言，“惚兮恍兮，此中有象；恍兮惚兮，此中有物”，道雖不成見，但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一陰一陽之跡，即為載道之器，“了解器合一，方可言學。”【48】圣人可藉道之跡即器以見道。“《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年齡》也，蓋曰：‘我欲徒托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51】是以，器以載道，求道必于器中，“后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成見之道。”【49】

 

由“道器合一”“六經皆器”之本體論，天然便能開出“即器而明道”之認識論。六經非載道之書，只是周公之政典，孔子因憂周公之道晦，而表揚六籍立之為經，“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49】經自己非道矣，只是載道之器罷了。是以，章學誠明確指出：“夫道備于六經，義蘊之匿于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不克不及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年夜道也。”【52】道根源自于天，未有斯人而先有斯道，其為宇宙萬物之所以然。正如列寧所言：“人類思維按其天性是能夠給我們供給并且正在供給由相對真諦的總和所構成的絕對真諦的。”【53】章學誠所言之道即可懂得為列寧所言的絕對真諦，而備于六經中之道可懂得為列寧所言的相對真諦。道作為總體的絕對真諦，由相對真諦總和而成，歷史發展永無盡頭，相對真諦亦不斷發展。對章學誠之論斷，余英時頗有識見：“實齋的本意是說六經但為某一階段(即現代)之史，而非史之全部旅程。易言之，六經皆史而史不盡于六經。必須這般下轉語，‘六經皆史’的全幅涵義始能顯現。……實齋以‘道’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展現。六經既只是古史，則最多只能流露一些‘道’在現代發展的新聞。至于‘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不克不及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要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54】“義蘊之匿于前者”，即言六經自己乃周公之政典作為載道之器的六經只能明三代以來之道(相對真諦)，而三代以來后續之道則超越作為載道之器的六經所能明道之范圍，“事變之出于后者”，必須往后看，“隨時撰述以究年夜道”。尤其針對儒生“求道必于六經”之固執，章學誠甚至指出：“離經傳而說年夜義，雖諸子百家，未嘗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無意而自呈也。”【55】這里要強調的是，章學誠并非相對主義者，對六經中所義蘊之道并非隨時代發展而棄而不顧，相反必須“貴約六經之旨”即本日所言之立場、觀點、方式。但章學誠亦非好古之人，并常以孔子所言之“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自警自勉。同時，對自古及今的經世致用之道，章學誠從不敢怠慢，“不才不甚好古，往往隨人浮慕而旋置之，以謂古猶今爾。至于古而有效，則幾于身命殉之矣!”【56】“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異同求其調和也。……是則學之貴于考征者，將以明其義理爾。”【57】“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58】得其仿佛者亦即“貴約六經之旨”，對此甚為重視，以致可為其身命殉之。可見章學誠視“六經之旨”為指導思惟，須闡明此中義理，但又非僅僅墨守經訓，并“隨時撰述以究年夜道”，通過可見之跡，與時俱進地深刻提醒“道”之恢宏全體。

 

對于六經不克不及言，而事變之出于后者隨時撰述以究之“年夜道”，章學誠認為必須尊敬“時會使然”即歷史發展之規律。六經乃周公政典，成于治教無二官師合一之際。“學者所習，不出訴訟典守，國家政教……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59】但其后“君師分而治教不克不及合于一，氣數之出于天者也。”【60】面對這種官師治教相分之不得否則，章學誠認為不成泥古不化，“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成與言夫道矣。”【59】“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固專家之習業，然以墨守為至詣，則害于道矣。……于是有志之士，以謂學當求其是，不成泥于古所云矣。”【61】強調學者不成舍今而求古，抱守殘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圣人之言，以為圣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62】由此可見，以時為年夜，經世為本，這即章學誠“六經皆史”之精華要義。

 

同時，“六經皆史”又潛躲著一個主要論題，即法先王抑或法時王。在討論此問題前，須指出章學誠毫無疑問是一位“權威主義者”，對于圣人君父，章學誠始終心存敬畏，“夫著書年夜戒有二：長短謬于圣人，忌諱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茍粗明年夜義，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年夜戒。”【63】同時，他進一個步驟以司馬遷、屈原為例：“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服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于君父，且欲所以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本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作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致者，皆抗懷于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克不及無感歎。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無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年夜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64】極力申說司馬遷、屈原等對在上之君父無絲毫誹謗之意。在章學誠心目中，三代以前官師合一治教無二，六經皆先王政典未嘗不以之教人，故學者所習不出訴訟典守國家政教，“六合之年夜，可以一言盡。……或問何故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罷了矣。”【65】而后私言私學之興起，他認為乃出于勢之不得已。由此便知，對“以吏為師”之古制，章學誠天然推重備至，“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令為師耳。三代盛時，全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全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分歧于一，于是人之學術，不盡出于訴訟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于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猶有合于古者，以吏為師也。”【66】“以吏為師”乃是秦僅存三代之法的遺跡，章學誠對秦人恢復古制卻深以為然，只是指出了秦人“以吏為師”僅以法令為師略顯缺乏罷了。“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年夜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66】同時，他特別強調不克不及不加辨別地自覺復古，“以吏為師”有其條件，即必須“禮時為年夜”。而對于法先王還是法時王，章學誠之選擇毫無疑問在于法時王，對其推重備至。“《傳》曰：‘禮，時為年夜。’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軌制也。學者但誦先圣遺言而不達時王之軌制，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斗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67】是以，不克不及舍今求古，舍器求道，時王軌制乃是求道之最基礎地點。“故無志于學則已，正人茍有志于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訴訟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效也。”【66】在章學誠看來，言經術而欠亨掌故，言好古而不知當代，則為射覆之學，鞶帨之文，雖極精能，但不克不及經世致用。對章學誠貴時王當下之軌制實踐，錢穆深有體悟，認為章學誠點出了訓詁考據之學弊端地點：“我們真要理解經學，也要理解從本身現代當局的訴訟掌故中往求，不要專在古經書的文字訓詁故紙堆中往求。這是章實齋一番年夜理論。清代人講經學卻都是講錯了路，避往現實政治不講，專在考據古經典上唱工夫，與本身出身渺不相涉，那豈得謂是經學？”【68】

 

是以，求道必求之于政教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而政教典章之跡，即存于眾人之不知其但是然，“圣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但是然，圣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但是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于圣人，斯為賢人。學于賢人，斯為正人。學于眾人，斯為圣人。非眾可學也，求道必于一陰一陽之跡也。……蓋自古圣人，皆學于眾人之不知其但是然。”65章學誠方式論之真諦由此可謂和盤托出，看似章氏尊奉以吏為師，是一個徹頭徹尾主張圣人史觀與好漢史觀的權威主義者。但事實并非這般，他極力駁斥傳統“圣人與道同體”謬論。“學于眾人，斯為圣人”可謂道破玄機，充足彰顯章學誠重視平易近眾，以平易近眾為求道之本，圣立基于眾，遵守下層路線，在認識論層面堅持平易近為本，套用本日之政治修辭即群眾路線，是群眾史觀的擁護者和執行者，徹底否認了圣人史觀。侯外廬稱這一說法為“乾嘉時代的光輝的命題。”【69】

 

四、“學于眾人”：章學誠之知行觀包養留言板

 

“學于眾人，斯為圣人。”此中深蘊著章學誠之知行觀。“年夜道之隱也，不隱于庸愚”。【70】眾人雖不克不及體道，知曉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但在章學誠的視域里，眾人作為包括萬事萬物之當然的總體性概念，卻包括著不知其但是然。“不知其但是然，一陰一陽之跡”，此為道之跡，經世之道即蘊含于此跡中。同時，他強調之所以要學于眾人即在于有“公是成于眾人”，“全國有公是包養價格ptt，成于眾人之不知其但是然也，圣人莫能異也。”【71】圣人必須藉此跡，道才方可見，“非眾可學也，求道必于一陰一陽之跡也。”同時，在章學誠看來，“自有六合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年夜備。”【72】由此，對眾人日倫常用這般眾多的一陰一陽之跡即道之跡，圣人必須悉心領悟，以經世為標準，把眾跡之中“窮變通久之理”進行“經綸制作”，提煉總結集年夜成，變成載道之器如六經等經典文獻以垂訓于后世，此即道之器。并且此道之器皆取于國家政教訴訟典守，而非空言著作私說爭論，“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于軌制。彼時從事于學者，進而申其占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為授受也。”【73】作為載道之器如六經等，經歷史實踐之反復檢驗，又可對其進行持續的理論提純，“貴約六經之旨”即本日所言立場、觀點、方式，用以指導眾人，即變成道之理。在章氏理論中，錢穆最為重視“圣人學于眾人”，認為此條義理最深，對之贊譽有加推重備至：“儒家的價值系統并不是幾個古圣昔賢憑空創造出來而強加于中國人的身上的。相反的，這套價值早就潛存在中國文明——生涯方法之中，不過由圣人收拾成為系統罷了。恰是由于儒家的價值系統是從中國人日常生涯中提煉出來的，所以它才幹反過來發生那樣深遠的影響。”【74】綜上而言，章學誠知行觀的內在邏輯已清楚可尋：圣人學于眾人，從人倫日用中體會眾人之理性資料即道之跡→經由圣人經綸之制作即道之作→編輯為經典文獻即道之器→上升為指導的思惟即道之理，由是一個步驟步伴隨歷史之發展，隨時撰述以究年夜道。這即章學誠知行觀內蘊之邏輯，實際上承繼了中國古典哲學傳統中的知行合一觀，更為主要的是，它有一種承前啟后的歷史效能。章學誠是浙東史學殿軍，章太炎是浙東史學的傳人，而范文瀾曾師從章太炎門人黃侃，這為范文瀾后來轉向以實踐論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了理論基礎。汪暉即指出章學誠“六經皆史”論為從頭懂得經史關系確立了一種全新的“方式論視野”。【75】

 

同時針對漢學、宋學之流弊，章學誠作出針鋒相對之尖銳批評。“正人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于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著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情面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難免于偏，必取其精者為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為正，必襲其偽者為末流之托；此亦天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缺乏邀譽焉，則亦弗思罷了矣。”【76】所謂持世，就是為當時的典章政教人倫日用服務，用以經世；所謂救偏，就是指斥漢學、宋學等的各執一偏。【77】

 

起首，對漢學誤以器為道之流弊提出批評：“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缺乏以言道也。”【78】漢學知即器以求之，而其用思努力之途，初不出乎字義、名物、軌制、章句、訓詁之間，以為一切學問均在此，而不知這乃明道之器而非道之本體。在章學誠看來，六經即器，雖非載道之書，但只要存是器方能識其道。由此之故，便不克不及走向另一個誤以器為道之極端。章句訓詁，軌制鉆研，義理疏解，名物考求，皆缺乏以言道。是以，意圖以考據訓詁之學以通經，其實是南轅北轍離道甚遠，實不成取。“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跡之末，銖黍較量，小有異同，即囂然紛爭，而不知前人之真不在是也。”【79】特別針對后世經學家猛攻門戶，范圍狹窄，只陷于“一經之隅曲”而不克不及窺見前人之全體，章學誠認為求道須六藝并重而不成止守一經，即便治一經而經旨閎深亦不成限于隅曲，故專攻一經之隅曲必與前人兼通六藝之效能相悖，“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缺乏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克不及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門徑愈歧而年夜道愈隱矣。”【78】這即針對以戴震為首的以訓詁才幹通經致道的漢學之劇烈批評，并嘲弄此為“猶資船楫以進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80】正因對漢學之反動，章學誠特別強調“讀書觀年夜意”亦未嘗非學問求道之方，否則一味信奉考據訓詁，則“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克不及抽絲。”【81】“騖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此皆知其但是不知所以然也。”【82】而其最后之結果只能是道不明而爭于器，實缺乏而競于文，空言台灣包養制勝，華辯傷理。

 

其次，對宋學離器而言道之流弊更為不滿：“世儒言道……以謂圣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83此離器而言道，故宋學之弊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空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也。”【84】在他看來，這些概況終日以誦法圣人之言為志業的儒生雖汲汲于先王之道，但其實乃脫離世事而空言道矣，“專于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85】如套用本日術語即為教條主義者。“《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為效法也。”故不克不及逝世守教條，須與實踐結合，求道既不成自覺復古，亦不克不及輕易舍己從人，必須隨時堅持求道者之主體性。“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效法者，必見于行事。”【85】

 

是以，在章學誠看來，世儒之患在于學而不思，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學。“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即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于事者也。”【86】是以，必須學思結合，如夫子作《年齡》之原則“我欲徒托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既不克不及如漢學式的誤以器為道，更不克不及像宋學之流離器而言道，“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于學，若謂思不成以言學者，蓋謂必習于事而后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49】在章學誠看來，道不在人倫日用之外，習于事乃是思之本，學之原。他針砭時弊地指出了漢、宋之學的思惟弊病，漢宋之爭究其實質而言，乃爭名而矣也，于事無補，于道更是無益。章學誠通過道器合一，學思合一，知行合一，力圖“持世而救偏”。正如周予同所言：“我們可以說‘六經皆史說’是章學誠的‘經世’理論，是他的歷史哲學的焦點。‘六經皆史說’是在乾嘉時代漢學風行、宋學仍占優勢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并以之反對漢學、宋學的偏掉的。在當時，他有所立、有所破。他年夜膽地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樹立道器合一的哲學，反對風靡一時的漢學和高據堂廟的宋學，在中國思惟史上是值得年夜書特書的。”【87】作為浙東史學殿軍秉承經世傳統的章學誠，在歷經漢宋之爭后，特別是面對所處之世的時代際遇，他深入意識到對經史關系必須進行一次從本體到方式更為徹底的重塑。就此而言，懂得章學誠之經史觀，焦點即六經皆史之經史觀，周孔之分之圣人觀，即器明道之方式論，學于眾人之知行觀，主旨即經史并重，經世致用。

 

余論：經史關系中之歷史與崇奉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作也。”【88】在章學誠看來，六經皆先王政典，“符合當時人事”，經即古史，史即新經。章學誠“六經皆史”論，概況看似有尊史抑經之傾向，但縱觀其平生，其并非疑經之人，對經可謂甚為篤信尊奉。“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89】章學誠對堯、舜以來至周公古先圣王所傳之道，始終畢恭畢包養網dcard敬不敢懶惰，對孔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90】更是推重備至，贊譽有加。章學誠平生尊奉典章政教，對于圣人君父，更是始終心存敬畏。對于學者之著作，他曾立有如下明確之規矩：“夫著書年夜戒有二：長短謬于圣人，忌諱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茍粗明年夜義，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年夜戒。”【91】對于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定格為尊史抑經，筆者認為不合適章學誠之本意，與其說抑經尊史，不如說章氏安身年夜局，在尊經條件之下，納史進經，尊史為經，經史并重。“六經皆史”蘊含著章學誠的苦心孤詣，即力圖重構經史關系，恢復經史關系的歷史源流與本來臉孔，以史為經之根柢，讓對經之愛崇崇奉更為扎實堅固。由此，經之位置更為鞏固，同時，史中又可凝練出新經，進而又把史之位置抬升。是以，經非空言著作，史非資料堆砌，崇奉立基于典章政史，歷史中亦有事理經訓。正如汪暉所言：“從活生生的生涯實踐內部來懂得世界，從‘天然’之中懂得‘不得否則’。這就是章學誠的歷史觀。”【92】由此，經立基于源源不斷的軌制實踐之史，史成為經牢不成破的堅實地基。有了真實歷史支撐的崇奉便不再空泛，而豐富的歷史過程自己，經過“隨時撰述”，其本身便不斷會凝練成新的崇奉，經即古史，史即新經。歷史成為經典永不乾涸的源頭死水。由此，在豐富的實踐發展過程中，歷史晉陞為一種歷史哲學，歷史化為了崇奉。

 

注釋
 
1 王陽明：《傳習錄》，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第11頁。
 
2 李贄：《焚書·卷五·經史相為表里》，《李贄文集》，燕山出書社，1998年，第258頁。
 
3 作為浙東史學后輩傳人之范文瀾，特別重視由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史學經世致用之傳統，認為章學誠深得黃宗羲思惟之精華：“經學可以經世，欠亨經，即是陳腐之儒，而學經必須同時學史。……章學誠都是傳黃學的。……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造詣很深。”見范文瀾：《經學講演錄》，《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79年，第331頁。在談及章太炎的思惟淵源時，周予同亦指出太炎“受浙東史學派的影響，兼祧了章學誠、全祖看、萬斯同、黃宗羲一派的學統。……浙東史學派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嚴種族之別，以異族進主華夏，為漢族奇恥；其二，是愛崇歷史，以歷史與平易近族的興亡有親密的關系。”見周予同：《康有為與章太炎》，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83年，第109頁。
 
4 戴震:《與段若膺論理書》，《戴震選集》第1冊，清華年夜學出書社，1991年，第213頁。
 
5 汪暉:《現代中國思惟的興起·上卷》第1部，三聯書店，2015年，第459頁。
 
6 [日]島田虔次:《六經皆史說》，劉俊文主編:《japan(日本)學者研討中國史論著選譯》(7)，中華書局，1987年，第184頁。
 
7 余英時:《“六經皆史”說發微》，《論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12年，第52、61頁。
 
8 有學者即指出:“經學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價值判斷，一旦將它引進事實判斷中，就能夠帶來負面的效應，即將經降而為史，將經混淆于普通的 ‘史’，就有解構經典價值崇奉體系的危險。”見姜廣輝、鐘華:《章學誠“六經皆史”論批短期包養評》，《哲學研討》2018年第8期。
 
9 章學誠:《文史通義·論修史籍考要略》，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33頁。
 
10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0頁。
 
11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26頁。
 
12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27、26頁。
 
13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29頁。
 
14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頁。
 
15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汪龍莊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94頁。
 
16 章學誠:《文史通義·家書二》，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818頁。
 
17 章學誠:《文史通義·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295頁。余英時即言:“‘六經皆史’之說，實為針對東原‘道在六經’的基礎假定而發。”見余英時:《“六經皆史”說發微》，《論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12年，第59頁。
 
18 章學誠:《文史通義·報孫淵如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22頁。
 
19 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170頁。
 
20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朱年夜司馬論文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68頁。
 
21 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討》，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第178頁。
 
22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65頁。
 
23 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152頁。內藤湖南指出:“什么叫‘史學’，僅僅對史料進行整輯排比、參互搜討是不克不及成為史學的，只要對史料作出某些處理才稱得上為史學。由此，章學誠還非常推重所謂‘獨斷’之學。這里所說的獨斷，并非不考慮資料的空談空論，而作為對資料的處理方式，應該是經過本身頭腦思慮的產物。這是章氏反復主張的獨斷的學問。”見[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第378頁。
 
24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65頁。正如吳懷祺所言:“章學誠倡史學通識的專心，意在糾學風之弊，復前人治學求義之精力。通史之‘通’，不在于情勢上的貫通，而在于有史家‘一家之言’、‘獨短期包養斷之學’貫穿史書之中。”見吳懷祺:《章學誠的易學與史學》，《史學史研討》1997年第1期。
 
25 章學誠:《文史通義·報孫淵如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22頁。
 
26 章學誠:《文史通義·申鄭》，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149頁。包養甜心
 
27 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169、170頁。
 
28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林》，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27～228頁。
 
29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1頁。
 
30 侯外廬:《中國思惟通史》，國民出書社，2011年，第457頁。內藤湖南認為其實并非這般，并為其進行了辯護:“章學誠所提出的‘六經皆史’口號，對普通中國學者來說是一個很是年夜的沖擊。關于‘六經皆史’，有時會招致經學者的誤解，甚至惹起惡感的情況也不少。經學者認為所謂‘經’是高聳于一切著作之上的，所以將其視為‘史’的話是對經的玷辱，誤認為是將圣人所立言之經與后世學者文人所書之史置于了劃一位置。其實，章學誠所說的‘六經皆史’并不是這個意思，他只是認為:由于《六經》都是對古來媒介往行的記錄，是以《六經》所體現的只不過是記載圣人之道的器罷了。”見[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第375頁。
 
3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包養站長，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9頁。
 
32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朱中堂世叔》，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60、761頁。
 
32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汪龍莊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94頁。
 
34 [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第379頁。
 
35 陳祖武:《清儒學術鱗爪》，湖南國民出書社，2002年，第265頁。
 
36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397頁。就在之前的1959年，牟宗三在臺南神學院的講辭中亦有類似提法:“圣人制禮盡倫，為六合立心，為生平易近立命，有其嚴肅的意義。周公制禮，因此演變成五倫，孔子就在這里說明其意義，點醒其價值。故唐朝以前都是周孔并稱。到宋朝因為特重義理，所以才孔孟并稱。”見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書社，2007年，第包養價格86頁。
 
37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7、36、36、36、35、35頁。
 
38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1頁。
 
39 章學誠:《文史通義·台灣包養網與陳鑒亭論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19頁。
 
40 章學誠:《文史通義·傳記》，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73頁。
 
4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7、38頁。
 
42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6、35、36、36頁。
 
43 黃進興:《優進圣域:權力、崇奉與正當性》，中華書局，2010年，第104頁。由此黃進興提出了這樣一個儒家悖論:“兩千多年來縈繞于儒生內心的‘懷鄉病’(nostalgia):等待‘圣君’的來臨。但‘圣君’的來臨卻使他們支出昂貴的代價，因為儒者得以批評政治權威的安身點亦隨之煙消云散。這豈非儒家思惟內在真正的糾結？”同書，第105頁。
 
44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397～398頁。
 
45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27頁。
 
46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頁。
 
47 章學誠:《文史通義包養價格·與陳鑒亭論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19頁。
 
48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9、38、38、38頁。
 
49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3、33、34、34、34頁。
 
50 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153頁。
 
5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41頁。
 
52 [蘇聯]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評主義》，《列寧選集》第18卷，國民出書社，2017年，第135頁。
 
53 余英時:《“六經皆史”說發微》，《論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12年，第60頁。余英時還特別指出章學誠“約六經之旨”對其師錢穆的深入影響:“他從不願摭取經典中一二語來歸納綜合儒家思惟，而再三關注于儒家在各歷史階段的新發展，其根據便在這里。中國人的生涯在兩千多年中不斷變化，儒家思惟包養價格天然也不成能靜止不動。但這并不是說，儒家思惟僅僅被動地反應生涯現實，而是說，儒家在各歷史階段都根據新的生涯現實而更換新的資料其價值系統，使之能繼續發揮引導或規范的感化。是以他幾回再三推許朱子注《四書》以代替《五經》是儒學史上一件年夜事。這一見解也顯然遭到章學誠的啟發。章氏云:‘夫道備于六經，義蘊之匿于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不克不及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年夜道也。’(《原道》下)事實上，錢師長教師的許多著作也都可以作如是觀，即‘約六經之旨’以闡發儒家在20世紀的意義。”見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現代危機與思惟人物》，三聯書店，2012年，第529頁。
 
54 章學誠:《文史通義·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包養dcard商語》，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01頁。
 
55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阮學使論求遺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57頁。
 
56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林》，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109頁。
 
57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70頁。
 
58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8、39頁。
 
59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6頁。
 
60 章學誠:《文史通義·〈鄭學齋記〉書后》，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82頁。
 
61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邵二云論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65頁。
 
62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辛楣宮詹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58頁。
 
63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68頁。
 
64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6、34頁。
 
65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70、70、69頁。
 
66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69頁。余英時即認為:“把‘六經皆史’說涵義推拓至極，實齋便無可防止地會獲得‘貴時王之軌制’的結論，因為時代愈近便愈可見‘道’的最新面孔，而時王之‘政典’也必定將成為后世的‘六經’也。”見余英時:《“六經皆史”說發微》，《論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12年，第60頁。
 
67 錢穆:《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中國史學名著》，三聯書店，2018年，第350頁。
 
68 侯外廬:《中國思惟通史》，國民出書社，2011年，第478頁。
 
69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9頁。
 
70 章學誠:《文史通義·砭異》，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92頁。
 
7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4頁。
 
72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中》，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44頁。
 
73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現代危機與思惟人物》，三聯書店，2012年，第528頁。
 
74 六經皆史“命題的內在邏輯:知識應該與實踐合一，實踐總是內在于軌制的實踐，軌制又總是存在于天然的過程之中;知識是對天然過程的認識，而認識過程又是天然過程的一部門。……這就是知行合一，這就是作為倫理與政治的反思的史學，這就是以史學情勢出現的實踐論。”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惟的興起·上卷》第1部，三聯書店，2015年，第485～486頁。
 
75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46頁。
 
76 正如周予同所言:“‘漢學’專治歷史而不講義理，‘宋學’空談義理而不顧歷史;‘漢學’講考據而脫離實際，‘宋學’好空言而‘離事言理’，實在各有所偏。章學誠‘六經皆史說’中的‘經世’理論是對準當時這兩種學風而予以針砭，正所謂‘有的放矢’!”見周予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83年，第720～721頁。
 
77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40頁。
 
78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文字原〉課本書后》，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80頁。
 
79 章學誠:《文史通義·又與正甫論文》，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809頁。
 
80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汪龍莊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94頁。
 
8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46頁。
 
82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邵二云論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65頁。
 
83 章學誠:《文史通義·家書五》，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823頁。
 
84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上》，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44頁。
 
85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中》，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45頁。
 
86 周予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83年，第724頁。
 
87 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170頁。
 
88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70頁。
 
89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書集團，2008年，第39頁。
 
90 章學誠:《文史包養心得通義·上辛楣宮詹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58頁。
 
91 汪暉:包養價格《現代中國思惟的興起·上卷》第1部，三聯書店，2015年，第482頁。
 
92 周予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83年，第718頁。